那时，毕业成绩不够好，平均只拿了八十三分，不能挤身进入留城的队列，只好独自背起行囊离开父母和家乡。那个年月，刚恢复高考后的大学，毕业的工作由国家统一分配，如果自己能够找到关系、走到后门都是一件比较令人得意的事，也有同学自力更生把户口簿上的兄弟姐妹的名字转移出去，这样变成“独生子女”就可以留在省城，我们家显然欠缺这样的荣耀和智慧。
那个垦殖场叫做红星。下得火车来，有一辆拖拉机在车站里守候，把行李抛上车斗，踩着它的巨大橡胶轮胎吃力地爬上去，扶着机头后面的栏杆、轮胎在石子路上跳跃着、身体就开始以手为轴心地前后左右地扭、就这样一路乘风地摇荡了出去。
垦殖场大约方圆好几百里，医院在他们的总部，距火车站四公里，路的两边是高高的什么树，路就那样发白地在阳光下蜿蜒伸展着，很有电影里金光大道里的感觉。
医院不太大，象公园里的一个特别花圃或庭院一样，前面一排外科病房，后面一排是内科，中间的天井有一个十字石板通道分别通向前后左右，左右的院墙是两条有顶的长廊，长廊的中央有一个弓形的侧门，一侧通向外面的化验室，另一侧通向食堂，而门诊和药房就象一只甲壳虫的头部一样，设在外科前另起的一栋楼里。
门诊位临一个静逸的湖边，从湖到门诊楼之间又是另外一个大大的花园。园子里古树参天，门诊楼前面的栏杆下是种着一排用灌木枝子花围成的护墙，护墙高到人肩，白色的花朵肉质鲜美肥厚、气味芬芳扑鼻，很能撩拨情绪；园子的中央还用玫瑰做篱笆地围了许多个花圃，且不说圆圈里面种了什么，单说玫瑰篱笆围出的厚厚绿墙，葱盈而茂盛，红色的鲜花一朵朵地从里面探出头来向阳光争宠，煞是招人疼爱；而住院部里面，更是另外一种天地，在那些枝子花的护栏里面，种着的是几棵窜出屋顶的白色玉兰，虽然针药味浓重，也挡不住花香的清新。
我是那个医院里第一个被分配进来的本科医生。那里大多数的职工都是当年的知青，还有很多全国各地的下放干部，高级的有中央领导王震，红星也就是因他而走红。当然，我虽然级别比较低，可也是倍受宠爱。
我的宿舍就在门诊的楼上。
第一个单独的夜班大概是在走马上任的第二月。
那是一个晴朗而炎热的傍晚，照样是坐在湖边的石阶上把鱼和自己一起都喂了，然后就到住院部去接班。
穿过外科的病房，还没有进到天井中间的院子，一股强烈的异味让我抑制了呼吸，再走近，看见往日让我心旷神怡的天井里面，此时停着一张平板、板面上躺着一具死尸！ 死者是一个女人，臃肿的衣衫，头发凌乱。
交班的张医生说：“农药中毒，她和她老公怄气，说：你要是再不下田我就喝敌敌畏了！老公没有理她，她就真的喝了敌敌畏。”
张医生是那里最老的医生，他说得非常轻描淡写。
那晚一夜平安，病房里没有什么大事，连个发烧或讨安眠药的病人也没有。
而我却是一夜没睡。
那个女人平躺在渐渐模糊的黑暗里，象一条紫色的帆船浮游在医生办公室的门窗外，她的脸在星光下越来越青，放射出一种幽灵的光芒；洗过胃的衣衫胃液夹混着农药，味道在空气里慢慢地弥散；急救过的走廊里，放着一堆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么多阿托品的空瓶子。
那年我二十三岁，除了学历，还没有来得及培养出一点点作为医生的冷酷和淡漠，那个黑洞洞、充满死尸异味的长廊让我一夜不能穿越、直到凌晨太阳从东方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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