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叫做赤脚医生，不过，我可是真实地体验过赤脚医生的生活。
一九八四年的夏天，各种传染病在红星的那片小镇子里流行，菌痢、疟疾、伤寒、甚至钩虫、丝虫病。也不知道这种情况延续了多久，当地的人见怪不怪，感觉这就是正常的生活。起初，我还正而八经地发了一篇“红星地区传染病流行及分布状况”论文在当地的医刊上，之后也就入乡随俗地习以为常了。
医院里有很多专业“发烧”友，当中一大半医护人员都是当年的知青和下放干部，充满着小资情调，隔壁学校有一个老师，曾经给我弹过一首琵琶“阳春白雪”，弹得热情洋溢、跌宕起伏，让我很有深山撅宝之感。我们的外科主任曾是上海知青，作为工农兵学员被当地推荐上了九江医专之后，非常之珍惜和热爱这份工作，碰见我就是一大堆为什么，弄得我几乎不能招架。
有一天，和外科主任同过学的化验室主任张对我说：“跟我去查丝虫吧。”于是我就跟了他们一行人出去。
那个丝虫普查的行动进行得就象拍电影一样。
午夜时分，几个人开着一辆救护车来到了一个村子，整个村子黑漆漆一片，莹火虫星星点点，蛙声此起彼伏。我们的手电光象一道通往天堂的路，笔直地向一栋栋农舍照去。
丝虫病的典型症状是象皮肿，也就是丝虫侵害淋巴系统之后引起来的一系列炎变及阻塞症状，皮肤的上皮角化或出现疣样肥厚，如象皮之粗厚而得名。丝虫的微丝蚴每晚的9-2点钟出来周围血活动，等到宿主睡着后就可以采集样本了。
村子不大，看样子工作做得不错，各家各户的门都是虚掩着，没有灯，人们都毫无戒备地睡去了云雾。
支呀一声推开木门，把马灯略微地照近，对着床铺上昏睡的每个人的耳朵都喀嚓地扎上一针，拇食指一捏，血样就滴出来了，当场涂片，按次序和姓名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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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象赤脚医生的，是农忙时，医院轮到我去乡舍送医送药。
乘坐救护车，象乘坐在一枚游乐场的转椅上一样，在半高的山里面颠来绕去约莫两三个小时，在一个四周都是稻田的村子里，救护车把我放下然后就走了。
一个大约是村干部模样的人，领着我去了我的临时住处。那是一排新建的平房，屋子在村子的角落，顶头只住了一户人家，其余的五六套都还空着，他挑了其中的一套给我，然后自己就再次走掉了。
房间很多，大门没有锁，窗户没有玻璃，房间连还到一个天井，天井中空对着天阳，后边还有一个材灶间，房子外面几十步开外有一个简易茅房，贮集肥料之用。也不记得我的套间里面到底有多少间房，只记得中间的有一张单人床，于是我挂好自己带来的蚊帐，全部家档（诊箱、简单衣物、洗嗽盆、笔和日记本）都围绕着这顶蚊帐。那时酷爱书信，那个邮差，那一周每天只为我一个人服务。
傍晚的时候觉得天空特别大，红色的晚霞映照着一栋小房、一只板凳和我一个人。天越来越暗，趁着还未全黑摸进这个新的住宅，用个凳子抵住木门，再躲进蚊帐，把四周帐折在草席之下压紧，然后开一个小半导体贴在头边就那样战战兢兢地度过了第一个陌生无助之夜。
随着公鸡啼叫，黎明前的天亮令我如释重负。在一个人的天井里面洗嗽完毕，拎着我那只带耳朵的大搪瓷碗去食堂打早餐。
食堂搭在一个大大的草蓬子里，有两个师傅在里面为一早下田回来的农民准备好了稀饭和馒头，我也混在农民一起排队，不断地接受各种各样地打量。
时值七月下旬，早晨的八点对农民来说已经是很晚了，喝完粥的农民开始第二次下田干活。我也背起自己的药箱、一顶大草帽、一个军用水壶、一双塑料凉鞋、把长的衣裤卷挽到最高限度，开始我人生第一次的田头巡诊。
药箱是一个长方型的人造革盒子，里面有许多格子，分类摆放着各种注射剂、口服以及外用药。抗菌的有青、链霉素、庆大霉素、洁霉素；退烧的有柴胡、奎宁、扑热息痛；抗暑热的十滴水、清凉油、藿香正气水以及外用的龙胆紫、红汞和伤湿止痛膏等等。
盛夏的太阳那时就象一枚火球，整个田野很快被烤成金黄色。 我脚着柔软的塑料凉鞋在田梗上行走，不时被横穿过来的稻梗或青草划出一条条血痕。村子不是很大，田垅却是不少，有时走半天碰到一棵大树，就坐下来乘凉。记得有一次坐在垅边的一棵大树下，有一条黄牛甩着尾巴地不时地斜眼看我，我们两个四目相对，就那样肆无忌惮地一眼斜过来一眼斜过去，那时热风微微地吹来，空气里稻香混夹着牛粪味，远处一星点埋头稻谷的声音，额头的汗水无辜地流下来，忽然就有了一种世外桃园的逍遥感。
那时行医的胆子也真叫大，给人注射青霉素时，只问“从前没有打过呀？”如有，就给人打了，而链霉素的皮试就连想都没有想过，更没有一旦过敏的抢救器械和药品。用药最多的，就是疟疾，由于被蚊虫叮咬而传染，几乎家家都有传染病人。当你跟着带路的人进到阴暗凉爽的农民大屋时，看见圈缩在床上裹着一床棉被还在瑟瑟地发抖的人时，就知道又是一个疟疾了，当地人管它叫打摆子。
背去药箱，到一周后返回时轻轻的，带去的奎宁用得一支也不剩了。
也许是因为从头到尾只有短短的一年，红星变成了我一生当中最有诗人的意境、最难忘记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