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同学说，小时候每次经过痨病医院的大门口，都要摒住呼吸，好象周围的天空里布满了结核杆菌，一不小心就会把它们吸入气道。之后就会削瘦孱弱如林妹妹，最终抑郁咯血而死。
三十年代，痨病就象癌症一样可怕，那时还没有发明雷米封和链霉素，死于肺痨的名人比比皆是，如音乐家肖邦、富翁劳伦斯、文学家鲁迅、美女林徽音，有说痨病是富贵病，也有说是艺术病。
我去痨病医院工作事属偶然也是必然。
八五年的三月，父亲去上海开会，不想突发脑溢血被送入附近的“二军大”。父母那时都是痨病医院的医生，父亲不仅是医院、也是省里的痨病权威，他一生病，医院又是出钱又是出力，硬把我从红星借调了回来作为父亲的陪伴，并且工资由他们来付。半年以后，我成了我父母的同事。
痨病医院的住院部离门诊部很远，座落在一个湖水环绕、绿荫成林的市郊外。医院有一辆大巴，每天往返于门诊和住院部之间接送上下班的职工。
从前，开大巴的是一个老司机，那时自己还小，和一群小顽童们拿着大巴的车尾当操场，燕雀一般地叽嚓不停，师付嫌我们吵，趁不注意时总是来一个急刹车，象筛一副散盘的琪子一般，把我们全部梭到了车尾的某个角落，这时就听得“啊！！”的一片大叫，接下来就安静了片刻。如今司机就换成了当年的孩子王。孩子王这时已经成熟地长出一络唇绒，由于没有考上大学，所以跟老司机学了徒，气焰自然比从前削减了大半，见了面的也只模糊地寒暄，再不象童时那样，带着一帮屁虫，对着跌破膝盖一瘸一拐的我嚷嚷“直脚骨哩！直脚骨哩！”
我们家那时已经从住院部搬到了城里，住在门诊部的后面。有时不想被大巴的时间约束，就自己骑一辆自行车去院部上班。
住院部在一个叫做乌沙桥的地方。自行车从家里骑出去，穿过叠山路、胜利路、再经过八一桥，接下来就是一条长长的、两边长满一溜老树绿荫的乡村大道。有时路上有几个不相识的同伴，就禁不住拼比，不甘心别人超过来，于是又赶上去，一来一去，时间就缩短了许多，一个小时的路程这时就变成了四十分钟。等穿过乌沙桥、礼步湖和那个白庙一般曾经被我蔑断鼻涕虫同桌铅笔的小学、赶到医院，站在一大群被白色的衣裤包裹的医生护士后面交接班时，汗水就象断了线的珠子辟哩啪啦往下掉。
痨病医院在我眼里没有那么可怕，也许是从小在这个环境生长的缘故，一草一木都粘着孩童时玩耍的温馨记忆。到了工作，知道了肺结核除非痰菌阳性、从没有用过药物、对方的一口唾沫正距你咫尺、而你又正好孱弱得附合杆菌生长繁殖的全部要求，否则根本谈不上传染。
穿过一个叫礼步的小村子，住院部的大门在一个高高的斜坡的顶端。斜坡又陡又长，自行车每骑到这里就要被迫停下来，然后一步一步的推上去。正对着大铁门的是一个圆型的长青女贞子花圃，花圃的两边的水泥路环形地分别通向一、二、三、四、五号住院部大楼。路两边的绿树参天，整个院子荫多天空少，在炎热的夏日里显得格外阴凉。一号楼的左边是一栋辅助科室楼，里面有B超室、心电图室、化验室、病理室等，我升为主治医师之后，总值班室也在里面。这是这栋楼里、也是所有这些院部楼里最靠近大平间的一个窗口，晚上在这里值班，由于整个辅助大楼大门锁住，护士们只好跑到外面的院子里，从窗口叫醒总值班的医生。我就在那里，多次被半夜的急切敲窗声惊得从被子里刷地一下坐起，直到后来离开医院好久，还有被声音惊到刷地从被窝坐起的梦境，以为那还是有护士敲窗。
医院的太平间在院子的左边最后的一个角落，那个地方离洗衣房和消毒室也比较近。有一次，有一个久病的患者半夜死后身边没有任何亲属。那时做总值班要照顾大大小小所有的病房，任何危重急救的患者都需要到场。处理尸体有一护士和护工，搬抬只好动用值班医生和总值班了。那个病人本来并不胖，由于时间不长身体也还比较柔软，四个人抬着他在星光和一盏马灯的下，感觉手里越来越沉越来越重，白色床单裏着的头颅一直在那里摇晃。穿过杂草丛生的台阶，把他放到水泥台面上，再用一个罩子扣住，锁门，飚回病房。
那时病房里有那样的传说：每逢清明、七月半、过年之前夜必有人死，有时一病房死一个，二病房会跟去一个，死人之夜必闻鬼泣。
我是没有听过鬼叫，不过我的病人说，他们都听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