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时候，马路上的秋叶一定堆积得象踩得嘎吱响的老屋地板，而我们的教学大楼下面，我打赌你一定找不到超过五匹的树叶。夏天不会有棒冰的棍子，冬天也没有漫天卷起的尘土。春天，除了淅淅沥沥的雨点蘸着些黄泥滚起的小小球丸，在地上随着学生走过的胶雨鞋上下翻跳，操场永远看起来都是那么一望无际地平整和清洁。那是我们班的一组长和她一起的积极分子做的。
冬天的天通常亮晚一些，如果你八点钟上课，七点钟开始就有人到校，早自习的，田径队或球队训练的，舞队练功的，乐队练琴，声队练嗓的。那个时候才来打扫卫生，那可是太迟了，不仅被人发现，还破坏了校园健康活泼的气氛。做好人好事的贵，不仅在于坚持，而且还在不留名不留姓。既让别人看出来有人做了，又要费猜解地讨论，说“到底是谁做的呢？”要制造这样的神秘感和无名英雄感。所以，六点以前，天还没有亮的时候，是一组长她们最活跃的时机。
一组长出生在一个工人的家庭，是那种十分值得自豪地而朴素地劳动阶级家庭，你可以认为无产阶级。尽管无产，可是她依旧长得非常富有和结实，两块脸永远象一轮满月，不对，是朝阳，皮肤被红色的光茫满满地充溢着，把两只眼睛挤成一弯小溪。她是家中的长女，下面只有一个小弟。做长女的，自然把责任和义务带到了生活当中许多事。
一组长不仅勤劳，而且还能吃苦，各种各样的劳动场合，她都是一把能手. 比如说挑土，她能把扁担弹跳在肩上，好象跳舞那么轻松；又比如说铲泥，一锹一锹饱满地铲下去，比起我们一铲只见铲面的十分之一，不知漂亮和神气到哪里去！
去开门办学的时候，一组长总是能借到一辆神气活现的三轮脚踏车，每次都让同学们感激和羡慕得要死。
到了初中二年级时，有一天，我和老孖的良知让我们发现自己也应该去做一次好事了。那天，我起得特别早，是天还没有亮的那种早。路灯照耀的叠山路上静悄悄的，偶尔有一两个人在街上啪啪地跑步，那时还没有见过旅游鞋这样有弹性的东西，球鞋的胶面拍在泊油路上只能这样地清响了。有几个赶早排队去买菜的，看见她们的大竹蓝在空中晃荡。我就那样偷偷地拿了条扫把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了家门，企图在天不亮和爹妈没起来之前溜回床上。
学校的大门永远是为我们敞开的，不然怎么这么顺利地就进到了校园？黑漆漆地院子，没有听到任何谈话声和扫地声。我们窃喜，想着这一日就要欣赏别人的沮丧，享受被讶异的猜忌，神秘的崇拜，无名的光荣等等。
来到了自己教学大楼的底下，张了大眼，瞳孔放大了一倍，低头向地面看下去：所有的，从大楼的根前一直到接近操场的分界线，地面上都见不到一粒需要清扫的尘土！那些纸屑呢？多几片铅笔刨屑也好啊，那怕有些邋蹋的足印。除了清晰的扫把印，象日本人的细石粒花园一样，一圈圈地扩充，什么也没有。她们据然来过了！！！
大惊失色之后，第一个念头就是：狂溜。千万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们也曾经有过争功失败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