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劳动积极分子

知道学校的院子为什么一直都那么干净吗？
秋天的时候，马路上的秋叶一定堆积得象踩得嘎吱响的老屋地板，而我们的教学大楼下面，我打赌你一定找不到超过五匹的树叶。夏天不会有棒冰的棍子，冬天也没有漫天卷起的尘土。春天，除了淅淅沥沥的雨点蘸着些黄泥滚起的小小球丸，在地上随着学生走过的胶雨鞋上下翻跳，操场永远看起来都是那么一望无际地平整和清洁。那是我们班的一组长和她一起的积极分子做的。
冬天的天通常亮晚一些，如果你八点钟上课，七点钟开始就有人到校，早自习的，田径队或球队训练的，舞队练功的，乐队练琴，声队练嗓的。那个时候才来打扫卫生，那可是太迟了，不仅被人发现，还破坏了校园健康活泼的气氛。做好人好事的贵，不仅在于坚持，而且还在不留名不留姓。既让别人看出来有人做了，又要费猜解地讨论，说“到底是谁做的呢？”要制造这样的神秘感和无名英雄感。所以，六点以前，天还没有亮的时候，是一组长她们最活跃的时机。
一组长出生在一个工人的家庭，是那种十分值得自豪地而朴素地劳动阶级家庭，你可以认为无产阶级。尽管无产，可是她依旧长得非常富有和结实，两块脸永远象一轮满月，不对，是朝阳，皮肤被红色的光茫满满地充溢着，把两只眼睛挤成一弯小溪。她是家中的长女，下面只有一个小弟。做长女的，自然把责任和义务带到了生活当中许多事。
一组长不仅勤劳，而且还能吃苦，各种各样的劳动场合，她都是一把能手. 比如说挑土，她能把扁担弹跳在肩上，好象跳舞那么轻松；又比如说铲泥，一锹一锹饱满地铲下去，比起我们一铲只见铲面的十分之一，不知漂亮和神气到哪里去！
去开门办学的时候，一组长总是能借到一辆神气活现的三轮脚踏车，每次都让同学们感激和羡慕得要死。
到了初中二年级时，有一天，我和老孖的良知让我们发现自己也应该去做一次好事了。那天，我起得特别早，是天还没有亮的那种早。路灯照耀的叠山路上静悄悄的，偶尔有一两个人在街上啪啪地跑步，那时还没有见过旅游鞋这样有弹性的东西，球鞋的胶面拍在泊油路上只能这样地清响了。有几个赶早排队去买菜的，看见她们的大竹蓝在空中晃荡。我就那样偷偷地拿了条扫把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了家门，企图在天不亮和爹妈没起来之前溜回床上。
学校的大门永远是为我们敞开的，不然怎么这么顺利地就进到了校园？黑漆漆地院子，没有听到任何谈话声和扫地声。我们窃喜，想着这一日就要欣赏别人的沮丧，享受被讶异的猜忌，神秘的崇拜，无名的光荣等等。
来到了自己教学大楼的底下，张了大眼，瞳孔放大了一倍，低头向地面看下去：所有的，从大楼的根前一直到接近操场的分界线，地面上都见不到一粒需要清扫的尘土！那些纸屑呢？多几片铅笔刨屑也好啊，那怕有些邋蹋的足印。除了清晰的扫把印，象日本人的细石粒花园一样，一圈圈地扩充，什么也没有。她们据然来过了！！！
大惊失色之后，第一个念头就是：狂溜。千万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们也曾经有过争功失败的经历。

刘丽萍家的聚会

梦见在刘丽萍家聚会。

她家的屋子很大，客厅在二楼，很多人聚在一起，好象是在打拖拉机，一桌不止四个人。有刘丽萍，聂君华，顾淑凤，叶坪，于刚等等，应该还有不止这些，但是不记得了。

我们一起围坐在一张桌子上打牌，桌子很大，牌经常够不着。叶坪坐的那个方向似乎是一个楼梯的拐角，墙上有几幅画。

刘丽萍家的楼上顶层似乎是一个娱乐场。夫妇两带我们上楼去看，只见一个大大的厅，有酒巴台，靠落地窗户处有一排象看电影一样的座位，好象还有一个小舞台，上面有音响话筒什么的。
看见一个转角的角落，好象是通往阁楼的去处，于是走过去，一不小心被什么滑倒了，坐起来定睛一看，是一些死了的和没有死的黑蟑螂，大惊，赶紧爬起来溜回刘夫妇和于的身边，气喘。

住院部

梦见回到住院部。

不过，这个住院部有点不象乌沙桥的。穿过一个象桥样的长廊，隐约看见有一个房间，雪梅在里面，于是便走进去。雪梅似乎一直在等我的，说了一些见着面很开心的话。旁边有一个什么人，象是一起的护士，也象是另一个医生。

好象大家一起要去什么地方，对了，是去听一堂讲课。去之前，我在梳理自己的辫子，两只，长到肩，梳得有点反，但是很松软。

觉得自己的脸上有几块肌肉在抽搐，好象有点口角歪斜的样子。于是问雪梅：我的脸歪了吗？有面瘫吗？雪梅说没有呀。

来到了教室门口，看见里面已经有了很多人，是一个专业的讲座，门票要2000人民币一张。我说“哇，2000？差不多200多加币哟！好贵！”

还没有买票，只站在门口看时，看见了里面有人在水疗的机器里转来转去，讶异道：“为什么要转来转去的，好象太古的只是仰躺在里面，头还外面的。”而这个的头一时朝上一时朝下，甚至还有水浇在他的头上和面上。

我说：“我不要做这个。我有美尼尔氏综合症，我不能这样转的。”
那女人说，如果你不转，那么不要这么多钱。

（四）鄱阳湖

我们那栋教学大楼，座落在十九中的校园底部。那是一栋三层楼的房子，从一楼敞开的楼梯盘旋走上去，有一条走廊在教室的外面正向着院子。走廊的栏杆是木质的，上面油着一层已经斑剥的漆，栏杆下档上有一条横杠，上面长年留着同学们的脚印和泥巴。每当下课铃响，学生蜂涌而出，绝大一部分流注到了院子，而吊在栏杆上象蚂蝗一样不肯下去的，通常是象我这样有些孤僻的人。
楼下院子很大，穿过中间那个当做礼堂的房子，一直通向学校的大操场。那时候，女孩子时兴跳橡皮筋、跳绳、踢键子、跳房（地上划一些格子，拾一块平整的瓦片做玩具，然后单腿顺着指定的格子踢跳），男生玩弹弓、打佬（一种由纸片叠起来的三角，然后聚在一起摔它，看谁做的最结实最有反应之类。）、弹珠等。橡皮筋有很多种，如果你家里有钱，舍得买来七彩的橡皮小圈来做连环，那种漂亮又有弹性的皮筋是迷死很多人的，也是很奢侈的炫耀；有些工厂里或是和工厂有关系的孩子，可以弄到一些废弃了的轮胎，然后把它们剪成连惯的细绳索，一条暂新的而同样招人羡慕的皮筋就完成了。有时皮筋跳断了，没有关系，中间打个结，结起来再跳，直到弹性跳光了才舍得结束它的命运。跳皮筋时，两人在两边牵着，一人在中间跳。先是跳最低级的，如果能顺利而不出丝毫差错地跳完一段，就可以提升一级，最低是在脚踝边，最高就是用最长的手指尖举过头顶。当举过头顶时，跳的人通常要一只脚点起，另一只脚最高程度上地举过自己的头顶，那样子，和跳芭蕾没有什么两样。随着皮筋的弹性，跳的人一边和着牵皮筋的人唱歌，或念念有词的唱着歌谣，一边不断地弹、踢、踩着各种各样的节奏，从高高的二楼上看下去，很是一种乐趣。
每天的上午第二节课之后，是课间操时间。先是原封不动地坐在自己的课桌前做一套眼保健操，跟着才是一楼做广播体操。随着广播喇叭的音乐声起，大操场上蚂蚁一样涌出教室和大楼的学生，一时间就把操场铺满。
每个班有每个班的位置。我们班的位置通常贴近礼堂，在那个拐弯的角落，体操的队形也排得象上课的小组一样，男女错开。记得我和牛粪曾经就有一次手指交错的接触，那是在做那个“大”字时，那一触有如电闪雷击般的羞耻，从此后我和他都自觉而鄙夷地把位置稍稍错开而有意不对得那么整齐了。
教学大楼的后侧是校院的围墙。站在教室里，若有所思地从窗口向外望去，可以看见隔壁儿童医院的院子和他们正在新建的房子。那栋房子从我们一进初中开始，地上就挖了一个象是游泳池一样的大坑，每当雨季来临时，大坑里就积满了黄渍渍的水，我们管它叫鄱阳湖。鄱阳湖在我们的视线当中一直到高中毕业，它才消失正式变成一栋住院大楼。我们每天看鄱阳湖涨潮落潮，应该说，我们对鄱阳湖很有感情。
有一个“农基”老师，也就是现在的物理老师，大家管他叫鄱阳湖。我也不知道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源于什么原因，鄱阳湖自己也黙认了。有一次鄱阳湖里出现了什么神秘踪迹，好象出现了什么动物的死尸之类，于是就有人喊“快看，鄱阳湖！”而那时恰好鄱阳湖老师在场，只见他青筋暴露，嘴唇碰着牙齿振动了好几下，同学才猛然觉悟到：鄱阳湖老师生气了。

白发

梦见头发全部白了。

好象是在赶一堂课，课的位置大概是在八一礼堂或是艺术剧院附近，总之在八一大道上。我在家里，家里的位置近似叠山路我们从前的家。但是家的样子不是从前已经有的样子。
父亲在家，他没有等我就走了。妈在家里，没有老弟。妈在忙着招呼客人。我说我要赶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了，我问老妈是否送我上学？老妈好象只有四十几岁，拥有汽车。
出门时，老妈递给我一件绿色的钩花短袖，再给了我一件外套，不记得外套的样子了，应该没有穿过那样的衣服 。
对着镜子时，发现染过的头发下，全部都是白色，雪一样的白，没有一根杂色。
忘记了当时自己几岁。

(三）男女界线

男女生一旦不说话，校园生活就有很多的不同。
早恋现象肯定是没有的，如果有，那都是流氓集团的事；上课男女共一桌，所有的坐位都是由男女隔开，少了小动作的机会，男男与女女互相说一句话还要远隔重洋，而重洋基本上也不会提供任何的便利；不能互相对答案，作业及考试舞弊自然是非常不容易。男女生见面就象是阶级敌人，你不让我，我也决不能让你。即使走在街头，即使远离其它同学或老师的注目，互相碰见了也决不露笑脸，不说“你好！”，不说“咦！”，也不说“嘿！”甚至连看都不看一眼，连陌生人的好奇都没有。
男女生共用一桌，桌子中间早已经有一条深深的刀刻印，那是三八线。课桌是一年级一年级传下去的，传到我们时早已经是斑斑剥剥，大部分表面的油漆都已经脱落，透过剩下的黑漆斑片，可以触摸到木质的疏松，那种疏松在我锐利的铅笔下一戳一个窿，曾经带给我很多的乐趣。有时做作业做得投入，胳膊肘穿越过了三八线，去到了另一块边疆，很快你会听到“咯咯”敲击桌面地警告声，又或者，对方也会毫不客气地侵犯你更多的疆土。一来二去，吵架打架的事也常常不少，卷毛就一直记得竹杆男生用宝箭皮鞋踢她的经历。
卷毛当时和另一女生玩得特别好。那时班里似乎还有一点点小小的帮派，虽然不能明说，但实际上，成线好的跟成绩好的在一起，小街巷的跟小街巷的在一起，高个子跟高个子在一起，落后的跟落后的在一起。卷毛的这一对女生，属于漂亮的、不求上进的、不屑被先进积极分子和干部们管制的两人小帮。俩人个子不大，脾气却不小，碰见一些男生流里流气的贫嘴，就卷起袖子一齐上，连万疤子们也退让她们七分。卷毛俩千该万该，就是不该放学后和男生一同回家。
那是一段令卷毛难堪甚至羞辱的记忆，有没有开批斗大会我也不太记得，但是半明半暗地每个人都在谈论她们和男生一同回家的事，据说，还有人看见了他们竟然有一起站在医学院的大门跟前。男女生在校外一同站在一起，那可是不得了哦！
事隔多年，我问那依旧漂亮的卷毛，当时究竟有没有同男生一同回家？回答:“我们天天都在那条路上走，你也不能不让他们（指男生）往那里走啊，都是回家的路。真是冤枉！你们知道班主任找我妈谈了多少回吗，啊？还说要告到我爸那里去…”卷毛她爸当时在一个什么大单位的厅级领导，告到那里，似乎就是一个关乎权力和政治的一个影响，对卷毛和她的家庭都是一种威胁。其实我们也明白，班主任只不过就是不能听卷毛任卷毛，如果不是她当年的力挽狂澜，卷毛就不能悬涯勒马，也许就真变成了雀子也说不定呢。
雀子是当时女流氓的一种别称。

（二）我的老孖

我最好的朋友就是在那个时候结的，用我们当地的话叫做“搁老孖”。
我的老孖就坐在我的前排。老孖长得眉目清秀，虽然皮肤有点黑，可是那一对丹凤眼极其富有古代美人的风韵，老孖的鼻子特别俊挺，鼻子下面的嘴唇线条流畅，是现代美女非要用唇笔才能得到的效果。
说来也很可笑，直到上大学，我和老孖都没有用过也没有见过化妆品。到了我们两人上医学院时，有一天忽然想起来拍照，于是就把她两只扎得紧紧的小辫子松下来，因为一松，在照相机看来就有卷发的效应。然后，再找到一支毛笔，蘸墨汁涂唇上， 这就是我给老孖的第一张黑白艺术照。
老孖在课堂上的回头率极高。不是别人回头看她，而是她一天到晚回头和我说话。由于这个高频率事件，给不少不够先进的同学树立了不良形象，两年之后，班主任忍无可忍地把我们俩给活拆了。
我和老孖上课时自然少不了开一点点小差、做一点点小动作，讲一点点话、对一点点答案、讨论一点点小事情。
我们共同的缺点也是多多，比如，做老好人。我们俩每学期的成绩报告上，一定有班主任批示的“做老好人”这句话。这可不是一句好话哟，这是缺点，是指你从来不敢于向坏人坏事做斗争，看见别人上课捣乱你不理不问，别人传纸条呀说话什么的你都不管。唉，也不想想，自己都已经是这样，怎么还管得了别人！至于“发言不积极”，那也是次次都上评语。我不是不会发言，我是不敢发言，有时被点到强行要发，头也是胀到水肿发炎，舌头冻结到声音低沉而含混，班主任形容那是蚊子的叫。
我的老孖的劳动比我还不积极 ，开门办学出外出挑堤时，我还能够歪歪扭扭地把土箕担起，她可是连摇摇摆摆把土撒在一路上的动作都不会。虽然，我们俩的成绩都名列前十。不过，那是没有用的，成绩好不是当先进积极分子、三好学生、共青团员的首要条件，首要条件是思想红。
有一件事很委屈我的老孖。那天，班主任手里举着一张被某同学报告上去的小纸条，厉声地说：“上课据然传纸条！”说罢，把纸条在讲台上一拍！然后把眼睛指向了我的老孖，所有的同学头顺着班主任的眼光全部指向了老孖，老孖一下子就懵了！
课后，好奇的都跑上去看那张纸条，并没有什么特别，皱皱巴巴，被水湿过的地方依稀看见有一片树叶，那是我老孖的姓哟！那段时间，我的老孖就被霜打的茄子一般，彻底蔫了。
“不是我，不是我，我没有写，没有！”她申辩着，可是没有人听，谁都不在意。
如果班主任不在意，谁又需要在意呢。“冤枉啊！”我的老麻觉得天旋地转和羞耻万分。
从此后直至好久，别人都觉得她做了亏心事，看的人象是刘胡兰，被看的人象是浦志高。
后来，据消息灵通的人说，那纸条是一组的同学在清早打扫校园时，在教室外的窗户底下发现的。事隔好久，被澄清为邻班的同学丢的纸条，与我班无关。

很多的下课以后，我和老孖都闲得无聊。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作业，就是有也都在课堂中分分钟就搞定，来不及带回家。也许是我们两都足够聪明吧，我们从来都不复习功课，功课对我们就象 仰面看天那么简单。当然，这是初中时候的事了，不是高考之前。
我常常跑到我的老孖家里去玩，我对她家象自己家一样熟悉，甚至更加亲切。那个时候家里也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样就时常轻而易举的跑过去而不用预约就确信她在家的。
她家当时住一楼，在中医学院边上，有一面的窗户还可以看见学院里的师生。进得门来，一条又高又黑又深的长廊，长廊的两边各两间一共四间屋子，一间做了厨房，另外三间既有床也有家俱。我一直很崇拜她们家的大屋子，也羡慕她们家上有兄下有妹还有老婆婆和姑姑之类好热闹的人口。因为我们家总是没有人，老爸动不动就值夜班，老妈又被医疗队下放了总也回不来。
有时候两人实在是无聊，就挽着手满大街瞎逛，一逛多少个小时自己也不知道，因为手上也没有手表。有一天，从八一桥逛到绳经塔，那一次是我们最大的收获，因为总是远远的看见那顶高高的古塔，从来不知道它座落的位置。先是在正面看见了它，于是就往前走；继而又在左侧面看见了它，于是又寻找左拐的巷子；不一会儿它又出现在右面，然后再穿过右面的房子。就这样左拐右拐，凭着我们双脚一点一点地靠近，终于抵达了，那次花了我们差不多整一天的时间 呢。
那一次，对于找到了自己从来没有来过的地方很是得意。
好在当时没有“断背”之说，不然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得交了。
因为我们男女生不说话。

（一）转学

引子
那天被催眠，玩时光倒流，乘着那光束的电梯，不断地下沉，下沉……回到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一踏出电梯门，看见了十九中。
（一）转学 那是一九七四年，我刚进初中。
十九中不是我自己非要进去的，也不一定是我的命运非要我进去。
也许它是离我家最近的一所中学。当我妈领着我进去的时候，我觉着一切都很顺利，没有什么转学的风波，也没有什么复杂的手续。
那天，妈说：“上课去吧。”于是就上课去了。那个时候上课大概只交二元五角钱，也记不清是学费还是书费。我父母都是医生，我们家那时境况算是好的，后来有同学告诉我，那时羡慕死了我总是能够按时交钱。
听老妈复述上学的经过，她滋滋有味地讲给别人听，才知道过程原来这么有趣。那个熟人的熟人拿着我的名字、领着我妈和我来到教务主任跟前，做出一副非常诧异和气愤的表情，指责说：“怎么搞的，怎么可能漏掉了我的一个学生的名字！？害得我学生差一点就上不到学！”
这个人就是我未来的、对我影响深远的班主任。我想我这个人，我的个性、品质、甚至很多习惯，比如喜欢作点文字记录，都是受班主任的严重影响。
班主任是我们的语文老师。
由于转学，第一次走进那个陌生教室时，很是害羞。我还记得那天穿了一件妈亲手做的紫色小碎花的丝绸短袖，由于绸子软，无论是风吹还是走动，布料都下坠而贴体。而我那时大概刚刚开始发育，虽然绸子不透明，但它忽忽动地贴体让我很是不好意思，以致于我迎着全班注视的目光时，尤其地低头和勾腰驼背。我相信我当时是扎着两只小辫子，到如今还依稀能感觉颈项间辫稍的痒痒。
当我从教室的门口一步步地走向教室的底部、也就是班主任指定的、最后一排我未来的课桌时，我依稀感觉到许多针灼一般地注视。我战战兢兢地来到我的座位，我的同桌，他给了我一个彻底的后背。其实，两人坐一条板凳和同一张桌子，给一个后背是很不方便也不容易的，我很清楚也很明确地感觉到了这个人的对我的完全拒绝和敌视。
在破开的男女界线的十几年之后，这个同学告诉了我当时为什么那么做的理由，他说：就在我走向他的那一刻，他身后有一个声音也就是万疤子说了一句：“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这堆牛粪就是我们班主任的最爱。
若干年后，牛粪香飘海外，并且在他那肥沃的土壤上开枝散叶，孵出一粒如花似玉的美女，也再没有遭遇万疤子了。

胖妞玛丽（诊所千面之一）

预约本子上，下午五点钟，玛丽。K医生说，这个玛丽非要找你。


当玛丽推门走进来时，我给她吓了一跳。虽然是常规的寒暄，说“好久不见啊,最近都好吗？”，接着就是拥抱之类，我还是能非常明显地感到这一年不见对她的成就--她至少胖了二十斤！
她的那个胖可不是一般的那个胖。不是一般中国人的怀孕三四个月，也不是通常鬼佬的那种八九个月，而是十二个月！她的胸脯前凸，夸张得和双臂伸出去一般齐。坐下来退鞋，手要从侧身一点点地下去。在治疗台上趴下来，头不能够着放脸的洞洞、腿不能贴到平面的床，一眼看上去，好像一个凸肚皮的大芒果。
玛丽是经一个香港朋友介绍来的鬼妹子，生的不仅是皮肤雪白，连头发都是白的。因为有着公司的保险，而自己又真的有不少毛病，所以愿意来试试针灸。
即便是不脱衣服，站在她的治疗床边都能闻到她小便失禁的异味儿。应该是80%还能忍吧，不然玛丽很难坚持在政府某个的部门坚持工作。针灸对玛丽的效果很好，尽管是每周一次的治疗，她依然赞不绝口地说：“我感觉很好，每次从这里出去都觉得好极了！”
有一件事让玛丽和我红了脸，这事情来得那么突然，让我一时差点错乱。
那天，她走进诊所来，说：“你可不可以补一张治疗的收据给我？上次你给我的那张我找不到了。”那些收据是拿来寄到保险公司报销用的。
“你有没有保险公司的信呢？任何可以证明你没有得到报销的单据？”我随口就出了这么一句。
没有想到，玛丽听到我这么一说，脸色大变，平日里雪一般白嫩的脸顿时涨得通红：“你认为我在撒谎吗？！”只见眼泪快速地飚出她的眼眶：“你怀疑我？！你觉得我是在骗你的单据吗？！”她激动的口齿都有些不清。
当时，有一对老年夫妇正在场，先生是个英国人，太太是个来自北平的华裔，两人见状不妙，迅速分工，先生安慰玛丽（白人对白人大概容易沟通），太太用北平话教我怎样圆场。
这是我第一次领教随便“怀疑他人”的后果。
在这个单纯得简朴的国家，对任何一个人的怀疑都透露着某种不尊重。人们讲究信用，你说什么他都绝对地相信，因为没有撒过谎，也没有想过撒谎，所以从来都不知道怀疑别人撒谎或认为别人撒谎。
或许有人认为这种简单近似于愚蠢吧，可我倒真是为自己的怀疑而惭愧。

灵的记忆

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所有的记忆，其实不在我们大脑里的沟回，而在我们的灵魂里？也就是说，不在我们此生的肉体，而在于那个藏在我们肉体内的、既看不见也莫不着的灵！
看了一本由美国的一位精神科医生写的书“MANY LIVES,MANY MASTER”(中文译作：前世今生的催眠治疗)。整部书是作者对患者施行催眠之后的笔录。病人被催眠后的大量回忆，不仅是来自于她的童年，更来自于无数个前世。
我好奇的不是前世的有否，而是记忆的封存位置。
一直以来，医学家们认定大脑是神经的中枢，其皮层就是记忆的解剖所在。
如果灵魂可以拥有无数个躯体、无数次生命，无论多少年、多少个事件、多少次轮回，记忆都可以在催眠下被唤醒；无数段的记忆和时间无关，和机体无关，和智慧无关，和精神状态都无关；那记忆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东西、用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啊！
如果说灵魂可以旅游，用它不同的和我们不易察觉的方式，从几千年前游到几千年后，那么记忆也是可以旅行的，从几千年后游到几千年前的任意一个时间段。令人吃惊的是，在催眠下，我们居然能够清晰地看见自己的从前，十年前、二十年前、五十年前、一百年前、一千年前……由不得你想或不想。
看样子，觉醒是一个记忆的瓶盖，一旦神清目明，先天的感悟能力就关闭了。人的思想越是聪明，机体的原始功能就越是迟钝。
也许人脑才是一个象内存一样的容器，而灵魂才是真正的硬盘。从硬盘里能够调出来多少资讯，完全取决于我们内存的空间大小。
我们的内存无疑是放满了杂物的，只差一点点就要变成了杂物间，不是吗？
最霸占内存的应该就是理念。理念就是：相信、肯定、自负、理智、道德、信仰、忠贞、法律、知识等等，这样的理念永远都是这样堂而皇之地侵占着我们的大脑，让我们根深蒂固地信任它、追随它、吸收它。还有一些最先听到耳朵里的、反复被宣传了的一些信息，通常都极其容易地占领我们的潜意识，让我们不假思索而深信不疑。然后是书本上的、课堂上的、经验上的、社会上的大量资讯等等。
其次是感情。感情像一部部电影一样，在我们脑子的内存里回放，霸占着大量的空间。一会儿是辗转反侧的焦虑，一会儿又是牵肠挂肚的挂念，或喜或忧，或痴心或娇纵。每一段情绪随着它的强烈兴奋，就把其他的记忆以及认知完完全全地给抑制和隔绝了。
再有就是五官和机体受到的刺激，诸如：当你听见朔风呼啸的时候，你就忽略了内心阳光的温暖；当你感受伤口剧烈疼痛的时候，你就听不到爱人呼唤里的甜蜜。
盲人之所以嗅觉和听力特别好，显然是因为它看不见；巫婆之所以能通灵，猜想该是她没有什么文化的束缚吧。
如果关闭机体所有的知觉和感应，记忆就可以向地底下的涌泉一样远远地不断涌出； 如果心态放松一点，灵魂就机敏一点；做人随和一点，感情就丰厚一点。
如果记忆真的是储存在灵魂上，灵魂真的是有着无限大的储存能力和空间。
如果进到心里面的东西其实从来都没有丢失过。
这么这么地富有，够不够得着呢？
看你的了。

两个人的梦

大鱼：
梦见来到一个宰人的市场。至少是一个相关的市场，很多的血腥事件。
梦见被别人拿了细绳子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很快就死了。奇怪的是，并不觉得痛苦，反而很平静。
继续有其他的梦......

我：
梦见穿了一身制服，有点儿像现在的工作服，颜色偏绿，象elen给的那套一样，来到一个课堂。
课堂的教师不大，有五张课桌和一张尸体床。我觉得那是尸体床，或言之那是实验台，因为台子上有一具被白布蒙住的尸体。
另外的五张课桌是由两三个人组成的，他们围坐在一张桌子跟前，听着老师在黑板上讲课。
我迟到了，进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讲课。我走到其中一张空位，坐下。那是最后的一排，需要绕过那张被白布遮盖着的实验台。
课程讲道一半左右，老师好像摁启了某个开关，所有的课桌忽然间开始移动，前面的一道后面，后面的转到前面。于是我们的课桌变成了最前排。
发觉自己坐在两个人之间，象沙发，但是没有人是认识的。
上的好像是神经生理之类的课。

晨梦

记不清全部的梦，只有部分的情节。
场景一：
一条大陆上，尘土飞扬。路的极端驶来一支军队，为首的坦克轰轰隆隆。
我躲在路边的一个很深的槽沟里，槽沟的边上有一些护栏一样的东西，穿过护栏的间隙，可以清楚地看见前面驶来的车辆。
我手里拿着一台照相机，对这缝隙想要拍照。边上的父亲说：你不能拍！危险，快走。
（梦里不觉得父亲是不在了的。）

场景二：
和很多人去旅行。
来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水边，岸边，看见一些非常小的村子，只有边上的孩子的手掌那么大。
那些村子里的茅屋非常古朴，屋檐上铺着棕榈和松针。很多的林子，大量的林子。一个小孩站在边上，好像那就是些模型。
想要拍照，急急忙忙地想把照相机打开。手里的照相机是欧先生的，说是自己的和他的对换了，想试一下彼此的性能。他给我的那个照相机很小，只有巴掌那么大，很薄，全金属的。但是弄来弄去都打不开，非常着急。想着要去找回自己的那一台。
终于，在一个地方找到他们。很多人，包括大鱼在内，好像被关在了一个黑笼子里，有点像牢房，也有点像临时被军方扣留。
场景三：
很多中学的同学在一起。其中有顾淑凤、欧阳水姣、郭志红、刘丽萍、叶坪等等，好像还有一些男生。说是大家难得在一起，不如拍一张照片。于是去弄自己的相机，只是不断地弄，并没有真正地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