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那时我还在新加坡，早上迷迷朦朦地从梦里出来，清晰地记住了父亲跟我说的：他要去法国。说完他就越过我们几个（母亲和弟弟）的身体，从一个出口出去了。我自然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出口，但是醒来后惊讶地发现，那一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父亲离去之后，给过我很多很奇怪的梦。
有次梦醒发现一个人站在床边，我死命企图推走他，但是手脚都好象被粘住了在他的身上，令我不得动弹。他说：“你怎么了？是我呀。”我说：“爸，你吓着我了，我不知道是你。门都关了，你怎么进来的？”他指了指我卧室之外的客厅，那一道本来是墙的地方说：“你看…”我看见了那里有一扇明亮的窗，阳光正灿烂地从外面射进来，射出一束极强烈的光。
我知道，其实他一直都在我的身边，不论我出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
父亲出世的时候，有个算命的说：他和他的父亲相克。也就是说，不是他死就是我爷爷死。我爷爷据说还是孙中山的私人医生呢，他没有相信那个算命的先生，坚持生了他最后的那个儿子。但是不幸得很，他还是被那超能的儿子克了，父亲一出，他自己的父亲就没了。 父亲的一家，从他爸到他四个哥哥，全部都是西医，又全部都夭于五十几几。父亲是他爹的老崽子，所以他特别聪明。
我的父亲是一个真正的天才，我这么以为，我妈也这么以为，因为他好象是与生俱来什么都会。
父亲拉得一手好琴。小时候，我常问我妈：为什么爸爸的二胡会跑到那个合子里去的？那是我妈总引为自豪并且常拿来说笑的事。到我十几岁时，父亲开始教我拉小提琴。现在想起来，父亲他没有上过任何音乐学校，也没有看他有过任何音乐课程，凭什么他能自己拉琴并且教我的？
父亲会的乐器还真是很多，我见过他弹风琴，拉手风琴，打洋琴，拨琵琶…那时还没有见谁家能买得起钢琴呢。
文革时，我还很小，只记得父亲他们医院里的标语全是他一人写的，因为他的毛笔字好。他不仅字好，还会画画、做木刻，当时随处可见我们家的那些被他刻过木头，大多是毛主席像什么的。我很清楚地记得他是怎样珍爱他的那些木刻小刀的，以至于现在我在多伦多的任何工艺店里看见它们，那怕是比较近似的油画刀，都会激动和兴奋，好象他把喜悦都延续给了我。 我没有听过父亲唱歌。他成为我爸时我觉得他已经蛮老了，至少有三十好几了吧。（其实算算也不过二十八岁）。可能是因为太聪明，到了我能记忆他的时候，头发已经掉成近似列宁。妈说：你爸过去曾经是男高音，唱美声呢。
我以为，我们家是我和父亲待的时间最长，因为文革时我妈被派到医疗队下放，一去就是多少年，我弟那时还没有出生。我的很多记忆都是只有我和他两个人的：每天带一只李玉和的饭盒回来给我；半夜把我从别人家抱上楼回自己的床等等。我据然管带我的那位阿姨当妈叫了很多年，都不知道妈其实只有一个的也不能乱叫的，直到我上大学想改口都叫不出“阿姨”两个字。
我妈刚下放那会儿，我应该是五岁左右吧。我记得我那时很想念妈，常一个人躲在阳台上，对着妈的照片偷偷抹眼泪。我爸他也不做声，好象没有看见一样，拉着我的衣袖，操着他那广东普通话说：“走，我们去看电影。”
我和他看过很多电影，有些电影都看过很多遍。那时，他大概还有几个是歌舞团、话剧团、京剧团的病人，所以当时上演的什么戏票他都能有。我们的位子通常都是好好的，坐在很前的排位，常常有人从台角招手向我爸打招呼，让我觉得很自豪。看到晚上回家时，有时他用自行车带我，车骑得飞快，直到我在后座上惊呼，我能感觉到他那时弄得我尖叫的开心。有时我们走路回家，通往家的黑黑的小巷特别安静，只有几盏昏昏欲睡的路灯象星星那样照耀着。我牵着我爸的衣服角，一边走一边打着瞌睡。很多年后，我都向人们眩耀我有过一边走路一边睡觉的经历。我肯定我那时是绝对睡着了，因为到了家的院子门前时，我爸总会说：快醒啦，到家了。
父亲其实是个不爱说话的人，虽然他人缘极好，总有一大帮的护士们叽叽喳喳地围着他。他朋友真的不多，多的只是一些求他办事的。曾经有一个在某地区医院被提为院长的医生经常来我们家，我妈说那差不多是他最好的朋友。因为我爸在他的论文上作了一些指导性的改动，于是就被中华医学杂志选中了。我妈常说：也没有看他读什么书，怎么他一写，论文总是会上中华医学呢。
父亲就是这样在十六年前被破格从主治医师直接晋升为正主任医师的。也就是那一年，他的女儿升了主治医，他的儿子又上了医科大，他的太太终于彻底结束“下放”回到了医院。好象他一生的职责都尽完了。
于是他就顺便也让竞争对手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从此山中就再也没有老虎了。
